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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強國躍遷路線圖
積累要素的優勢，實現技術的突破，強化沖擊全球制造業制高點的產業和集聚區，進而形成現代工業文明的氛圍，實現向工業強國的跨越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紹飛“要提高工業發展質量和效益，努力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5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的這番講話，為中國制造業全面向新階段躍遷指明瞭方向。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根據科技進步新趨勢，積極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為此，《瞭望》新聞周刊日前專訪瞭此次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進行講解的學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金碚。在他看來，“工業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過程，而是文明的進步過程，中國要逐步形成現代制造文明，才能步入工業強國的行列。”創新是強國工業的核心要求高層的重視源於現實形勢的嚴峻。胡錦濤總書記在上述講話中指出，我國工業發展長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存在著發展方式粗放、結構不合理、核心技術受制於人、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區域發展不平衡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解決不好，不僅會影響我國工業健康發展，而且會給整個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就這個大課題，日前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學習胡錦濤重要講話精神的體會中，列舉瞭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2010年我國一次性能源消費量達到24.3億噸油當量(35.37億噸標準煤)，占全球的20.3%，超過美國的19%，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第一大國，“在世界能源資源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粗放進出口模式代價越來越高。”因此，他對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增強創新能力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核心要求”的判斷，印象深刻，“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國工業大而不強的癥結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成果是比較突出的，但如果就工業整體發展狀況而言，則不能令人滿意。”金碚為本刊記者解讀說，背後的原因在於中國技術創新的整體體制和機制存在問題，“技術創新，尤其是核心技術創新，是在一種普遍的創新氛圍或者狀態中實現的，不可能脫離整個創新的機制單獨完成。”按照他的理解，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但是，中國的創新機制往往依賴於少數享有優惠政策的大企業，很多優惠政策小企業無法享受，甚至有時小企業就是落後的代名詞，“創新政策要立足於普惠，必須使大中小企業都具有創新的活力和能力。中小企業必須在技術創新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才能從整體上提高工業的素質。”金碚認為原因很簡單，“我國90%以上都是中小企業，而且大企業很多配套的產品都跟中小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沒有一個高素質的中小企業群體，中國整體工業素質就不可能提高。”這一點，在今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博鰲制造業圓桌會議”上，來自國內外的諸多權威學者、企業領袖就形成瞭一個共識，中國“特別需要實行鼓勵創新的政策，推動"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具體操作中，要註意培養兩個核心要素，一是要擁有核心技術，二是註意不可復制性的創新技術，尤其是產品設計、開發能力上的不易被復制性”。研發資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被認為是中國企業核心技術創新乏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來自工信部的數據顯示，與跨國公司相比，中國企業不僅在研發投入占比方面低於跨國公司，在研發投入總量上更是遠遠落後。比如，2010年微軟公司研發投入達86億美元，英特爾公司84億美元，而中國當年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全部研發經費僅737億元人民幣，約合113億美元。在此背景下，《國傢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制定瞭明確的目標，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新一輪科技革命“機不可失”面臨困難與挑戰的同時，中國工業轉型升級、進行技術創新亦面臨難得的機遇，那就是新一輪科技革命。今年4月，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在本刊撰文對此進行瞭詳細分析，與歷史上其他幾次技術革命不同，在即將到來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新興發展中國傢與發達國傢的差距是最小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大國擁有吸收新技術的潛在巨大市場，以及為新技術產業化配套的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蘇波認為，如果能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輪技術創新機遇，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抓緊培育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很有可能縮小與發達國傢的技術差距，並在制造業某些領域與其並駕齊驅，甚至贏得領先地位，實現趕超發展。金碚則從實踐操作層面向本刊記者指出瞭具體的路徑，“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要把握好兩點：其一，不要輕易斷言任何一個行業的前途，而要全面推進各行業技術的提高和突破;其二，要找到新興產業的路徑和方向，從技術突破著手，而不是從這個行業的中低端投資方向進入。”他特別強調，不要人為地劃分為高端和低端產業，“我們國傢的高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都是相對的，很多產業都有它的低端和高端。”對於輿論熱議的高附加值產業，他提醒要走出一個認識的誤區，“高附加值產業不一定是因為技術高，而是，你會做別人卻不會，你做得比別人好。因此，中國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的路徑是要在核心技術上突破，做別人不會做的。”另外，輿論普遍分析，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為中國工業轉型升級帶來瞭不少的挑戰：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依靠低成本和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不可延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要求中國要為自己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尋找新的市場，如何通過較小的代價實現從外需向內需的轉變……這都是全新的課題。但是，另一方面，上述專傢、官員也指出，包括歐債危機和發達國傢回歸制造業等大環境的變化造成的倒逼效應，客觀上也為中國制造業轉變發展方式創造瞭有利條件，企業和政府都將有更大的壓力和動力來增加創新投入，降低資源消耗，增強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發展高附加值產品，實現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突圍，並有望在某些領域實現重大的進展。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根據工業轉型升級總體要求，圍繞改造提升制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瞄準重點領域和方向，集中力量盡快取得實質性突破。金碚解讀說，這些重點領域和方向包括兩大類：其一，是對中國而言是新興產業，對發達國傢而言是傳統產業，比如說大飛機、數控機床等，這類產業技術路線、商業模式清楚，可以作為重點突破;其二，某些產業從科學和技術角度而言，方向值得發展，但是，包括發達國傢在內，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尚沒有成熟的先例。比如說光伏產業。此類產業技術上不成熟，經濟上不合理和未來不確定，具有很大的風險性，需要重大的技術創新和路線抉擇。營造現代制造文明氛圍“工業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過程，而是文明的進步過程，如果沒有形成現代的制造文明，工業就不可能走向精致化。”在金碚眼中，技術的突破並不意味著工業化的成功，“翻看世界工業化版圖，每一個國傢都會經歷工業化的過程，但最終能夠成為工業強國的隻是少數。”他向本刊記者解釋，實現從工業大國到工業強國的蛻變需要綜合三個因素：要素、技術和文化。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工業化基本上是一個要素(積累)階段，它包括資源、人力等。他將之形象地描述為：開闊地推進，“就像在大平原上開車，一眼看過去就知道方向，上瞭五擋就可以猛踩油門。”但是，現在的形勢已經不能再使用這樣的方式瞭，中國制造業開始不得不逐漸擺脫低成本模式，向高附加值、創新驅動模式轉移。金碚認為，在這樣一個爬坡的階段，中國要有爬坡的心態，“不能一上來就踩油門，掛五擋，得一擋一擋地來，不能奢望像過去那樣，短期內就能獲得很大的規模和市場，要轉變產業發展的思路。”金碚認為，新的思路就是建立現代產業體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形成體現新型工業化性質的產業體系。他為此規劃瞭詳細的前行路徑：第一，實施資源戰略的重大調整，推動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體系。一方面在確保能源安全供應的基礎上推進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開發，逐步推進可再生清潔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更有效和有節制地發揮土地的作用，更科學和合理地開發利用戰略性礦物資源，使現代產業體系具有長期穩固的物質資源基礎;發展海洋經濟，為工業化拓展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和資源條件。第二，提升和優化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結構，加強制造業的集約化清潔化和精致化程度，形成大中小型制造業企業的有效競爭、分工和合作的產業組織結構，加快發展服務業，形成更加合理的三次產業結構和實現三次產業之間的有效互動。第三，培育發展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拓展產業發展的更大空間和更廣闊前景。因此，“中國需要大量增加在創新、人才和研發方面的投入，並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時間。”金碚認為，在中國，向產業精致化、高端化推進的動機和能力都不足，短期內沒有收益，往往就選擇放棄。他進一步引用比爾·蓋茨的忠告進行解釋：“不要將IT產業作為清潔能源的創新模版，這會低估清潔能源研發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創新產品普及所需要的時間。能源行業完全不同於擁有一傢軟件廠或芯片廠，在這些工廠，創新周期隻有兩三年時間，同時對政府政策的依賴性非常小。”當然，最困難的還是第三階段即現代制造文明的形成。受訪專傢認為，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中國，還缺少現代企業傢專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們總是覺得差不多就得瞭，但是，差一點你就不行。”金碚以瑞士為例，“瑞士人專註做表，盡管前些年受到巨大沖擊，但是人傢一直堅持，這樣的堅持和專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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